李超琼，字紫璈，道光二十六年(1846)冬十一月二十日，生于四川直隶泸州合江县东乡中汇支大字湾宅内。曾祖做过武官，官至“守备”，祖父曾为“国学生”(秀才)。但李超琼出生时，家境已经非常窘迫，虽说薄有田产，但常常“以一日再食为难”。父亲原本也是个读书人，但此时也只能靠耕地谋生。祖母去世时，还因为村上某人对墓地的归属有异议，只好无奈移葬他处。李超琼是家里的老幺，七岁跟父亲读书，稍大就得跟着哥哥上山砍柴。十八岁，李超琼就每天翻山越岭，到五十里以外的太平山去跟一个姓王的贡生读书。之所以这样舍近求远，是因为王贡生是他父亲的挚交，很知道李家贫穷，能够“不以束修相责”(不计较学费)，“塾中食用亦几不给”(中午那顿饭收费也很少)。十九岁那年泸州旱灾，米价飞涨，东乡人纷纷外出逃荒，“里中十室九空，道殣相望”。
李家连糠皮和野菜也“日难一饱”，但李超琼在那年通过县考，中了秀才。二十二岁那年父亲病故，因家贫，连准备寿衣和棺材都很勉强。二十四岁，他借了点钱到成都去“漂”，边做家教，边读锦江书院。他考过五次乡试，都未中举。三十二岁，他远走东北，到沈阳一个同乡陈海珊手下当幕僚。陈海珊的职务是奉天边务观察，相当于四品道台，李超琼“为之襄理文案”。不久被授权管理安东县以南一个叫东沟的边陲小镇的税收事务。东沟镇是黑龙江边境的木材生产交易中心。李超琼常带着靖边营的骑兵稽查偷税抗税，扫荡土匪恶霸，并屡屡取得胜利，当年税款收入超过了之前两年总和的“十之四五”。三十四岁，李超琼“在职”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，得中举人，获得了“以知县分省补用”的资格。他通过向吏部呈请，经“掣签”(考核和抽签)，被分发到江苏省来，候补县级官员的空缺。光绪十三年，得任溧阳县令。四十四岁调苏州府，署(代理)元和县令。四十九岁与阳湖县(今宜兴)县令对调署理。五十一岁又回元和县任。五十三岁调江阴县令。五十七岁任无锡县令。五十八岁，调署吴县。六十岁任南汇县令。六十二岁，调署上海县令。六十三岁，调任长洲县令。六十四岁卒于苏州乌鹊桥寓所。李超琼一生，在苏州府下八个县邑历任主官，虽然因为政绩优秀，两次考核“卓异”(只占道、府、厅、州、县官员的“十五而一”)，四次受到嘉奖，品级累加到“补直隶州，后以知府用”。
李超琼到江苏，空前惨烈的太平天国之役已经过去了二十年，“乱后复业者，十仅五、六”，“民间元气终未苏复”。李超琼主政过的八个县，桥梁废坠，河道淤塞，圩田垮塌，堤岸尽没，基础设施普遍极其脆弱。一旦“久晴久雨”，“农田皆失其利”，立刻会酿成重大灾荒。作为一方主官，李超琼每任一县，都以“弭盗贼、励风俗为急”，但实际上，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抗灾救灾和修复各地的基础性的公共设施上。李超琼任内，遇到八次重大灾荒就有。每临大灾，李超琼两事必为。一是诚惶诚恐虔诚祈祷。每次都照例要随省、府领导到沧浪亭或城隍庙去筑坛祭天。更多的是夜深人静时，他独自一人的祷告。“每于夜中起祷，痛恨而泣，竟夕不寐”。祈天不灵时，李超琼便苛责自己，认为是自己的不虔诚，干扰了上天的和谐，贻害了百姓。深夜里“益心如焚”时，他又会用刀子往自己手臂上猛戳，再用刺出的血写成祭祀文稿，求请上天开恩，放老百姓一丝生机。二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，他总是“所至皆摒去趋从(随从)，唯布鞋草笠，与田夫农夫蹀躞塍间”。他身体不好，“两足肿溃出水”，仍“未尝稍懈”。他脾气也坏，“动至郁怒伤肝，时而晕眩”。阳湖苦旱四十天，当地乡民“惮劳惜费”，犹豫徘徊，不敢決开东滆湖。李超琼当机立断，紧急聚集上千劳力，用三个日夜決湖放水，使得数万亩农田获救。南汇海啸，一夜死了数百人。当时的南汇民俗凉薄，是李超琼最看不惯的。灾害发生后，他“载槥(简易的棺木)糗粮(干粮)，躬自收恤”，以一己的行动，带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南汇人民互助自救行动，甚至“浙湖沪上义赈，闻之咸来助赈”。南汇灾后“无一夫失所”。
大灾过后，李超琼一头是向上申报，争取朝廷“发帑截漕”(拨款放赈，并蠲免每年照例向州县征收的漕粮)，为让百姓获得喘息机会，李超琼屡次受到来自藩司(主管钱粮和人事的省级衙门)的严重申饬。光绪十三年溧阳旱灾，李超琼争取到当年漕粮全免。光绪十五年元和涝灾，争取到上级拨发的赈银六千两、银洋(当时刚开始在东南沿海流通)一千元，并且“应征漕白粮米概准蠲免”。 光绪二十年阳澄湖大旱，李超琼的申报被藩司驳回，后来经江苏巡抚协调，才算“可以奏销”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4)，端方任两江总督，提出要将附带征收的税额一概纳入正式税种。时任吴县县令的李超琼站出来说“不”，他“历陈(吴县)西山民生疾苦”，使得吴县“附征田四千八百亩”当年“不即入额。”另一头是对付地方利益集团，防备他们“高下其手”，从中盘剥，侵吞灾民应得的救助。李超琼在勘灾中，密察勤考，识破了许多作弊伎俩，使吏役们心惊肉跳，“惕然”，“忻然”，再不敢公开“以殃民为得计”。他的策略是逐一勘查，如实报荒。他下令：“将荒田坐落丘叚、花户姓名，逐一开送清册”，“勘时同鱼鳞册(地图)携带前往”，以便“按图以索，虚实立见”。勘察结果“必面为父老言之”，全部公开。 凡有“虚捏者”，“立于惩责”。
李超琼的建树，主要是修补地方公用设施。清代财政，以“轻徭薄赋”为标榜，长期实行低税率政策，在关系民生的公用设施建设上从来消极无为。加上清末列强勒索，官员贪腐，国库空虚，政府完全丧失了建设有形公共产品的能力。在国家积贫积弱，老百姓水深火热的时候，芝麻官李超琼凭他的勇气和智慧，竟屡屡使之稍得改善。仅元和一县，李超琼发起并完成的公共设施就有：苏州城东各官塘(葑门塘、相门塘、至和塘)、各驿道，金鸡湖长堤，车坊、沺径、章练塘等地的众多桥梁，甿字圩等防洪设施，章练塘、陈墓、白沙港、蔡泾等处的河道疏浚。李超琼把赈济的财力和改善公用设施结合起来。金鸡湖里的李公堤，就是这个思路的代表性产物。李超琼筑堤用的是当年水灾的“赈余钱”，并且以工代赈，招来各乡灾民参加施工，为之记工，给以口粮。筑堤用的材料，则是战争中城里城外被毁民房的瓦砾。他利用救灾的机会搞建设;又利用建设的机会救济灾民，再利用救济灾民改善环境，一举而数得。“堤成而民便之”。光绪十九年(1894)，李超琼又利用“庚寅(1891年)夏秋间”“存县未缴”的“赈余之款”，在章练塘和陈墓两镇发起改善公共设施的工程。
李超琼“身后萧条”，“不名一钱”，“几无以为敛”。这位在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黑暗时代，担任过江南膏腴之地八个县邑主官的人，为官“清介，一无所染”;“处膏不润”、“两袖清风”，的确是晚清鲜有的清官。
